《易》的“符号”机能及其认识能力  

    人类的“思”无论从其表现的形式还是其能知的能力和可到达的程度都是极其复杂艰深的，用严格“科学”的方法对它加以解剖或简单地用分析归纳法对它加以说明都是十分困难的，还有那些实实在在的、我们目前尚无法准确描述甚至是无法描述的千差万别的精神现象或智慧的死角，我们更无能为力。尽管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的探寻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我们甚至可以治疗一部分精神病，能科学地释梦，对语言符号学的研究进展尤其大，但思维的问题仍然是无穷无尽的。相对于古人，今天的思想成果和科技水平是大大地进步了，但今天的现实似乎提出了更多的古人连想也没想到的问题，这样的现实及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古人和解决许多遗留的难题有用，有些新的视角和方法甚至可能就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当然，古人创造的谜一样的难题可能就是古人最伟大的地方，那些甚至仍然令今人高山仰止的精神之塔，就是今人最为钦佩古人的地方。在中国，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周易》这本书，及其体现的至今还难以穷其究竟的价值。《周易》的思维模式及其包含的智慧让历史揣摩了几千年，成果汪洋恣肆，至今我们看它仍疑团重重，许多“新”东西被发现，原来的成见也没有被推翻，各种问题和“意义”越来越多，不到真正革命性的理论或方法的发现，庐山真面目总是云遮雾绕的。

　　　　　　　　　　　　　　　　　　　　 （一）

　　首先，排除其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诸如《易》的起源时代、功能、解读等问题，我们能肯定《易》是上古人类文化符号的集合体，蕴藏着丰富的原始智慧，今天的回忆和揣测令人目眩，其间确实蕴藏着滋养当代的无穷能量。

　　传统的解《易》方法很多，大抵不外乎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阐发《易》、卦、爻的大义，宣宇宙人生的至理；象数派多用意于数术实践，其解易方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规范性。总之解《易》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到今还没有那一种解释方法及其解释是被普遍接受和被普遍约定为真理的。解《易》之所以如此困难，在于《易》文本本身的复杂难解和使用的解读方法的局限，对于前一种困难我们无能为力，对于后者，如果一种科学的解读方法被发现和使用，这将是易学史上的革命，因为它不但同时解决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易》学史上最大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解读方法在《易》中早已存在，只是很少有人发现它的价值，从而把它单独提出来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进而得出一套科学的系统理论而已。这种解读方法便是《易》的“符号”解读方式，在《易》中把它叫做“象”思维。但我们要说的《易》符号学的内容要比“象”广阔得多，它是在今天的“符号学”和《易》“象”思维的双重启发下提出来的，与今天的“符号学”有一定的共通性，建立在《易》象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但《易》符号学有着更为特殊和更加广阔的内容。

　　王弼解《易》时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即“象”是连接言、意的纽带，亦“象”是我们探索事物意义的和《易》的精髓的钥匙。

　　“象”这种符号的信息传递功能在不同的使用背景中其表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易》的实际应用中，依其使用的特殊的时空结构而有其特殊的解释方法和解释内容。所以“象”一方面是其文本的、抽象层面上的意义，它是单纯的、抽象的、涵泳丰富的，由于它是高度抽象的，它的一些具体意义又是模糊的、两可的、无限的、甚至是矛盾的；“象”一方面还有其实际应用的、具体生活中的意义，它是具体的、有特定指称的，在这方面“象”指的就是物象。《易》象的这种无限的广延性和丰富的具体性是一般的符号系统所不可能有的能力，一旦将抽象的“象”放进产生它的现实世界的怀抱，它就进入了母体，与自然、社会、人生及思维融成一体而可展现它的任何具体了。这种高度的抽象和无微不至的具体就叫做“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①

　　《易》符号系统及其符号解说方式来源于《易》产生的时代，在人类开始有了粗浅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有了记忆和识别能力后，“他们精确地注意到了……等自然现象的细微的变异”“野性的思维借助于形象的世界……有别于那些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开化"的思维”。②舍弃一切关于思维的理论，用淳朴的眼光看活生生的人——犹如古人，面对生活和世界的时候，使用的是他天生的感知官能去接触事物的，客体的丰富和主体思维机制的玄妙结合而成人类特有的感知符号，如果把主体的产生及其劳动过程也当作自然的部分——根本意义上是如此，这种感知符号便必然是自然的逻辑产物，它也就是科学的和纯洁的，反映了自然，也反映了社会人生。因此，把人类的感知活动和感知成果作为科学的实在事物去研究是科学的举动，尤其当人类在远古时期还不能依靠现代文明成果于实践时，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研”活动更是原创性的，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其“科研”成果诸如《易》符号学，是文化奠基性的学问，受到亘古的自然史和人类文化史的检验和证明，它们是科学的学问和科学的创造。

　　　　　　　　　　　　　　　　　　　　　 （二）

　　有人把符号思维称作“第三思维”而将它排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后，然而在时间发生史上——至少在中国认识思想史上，它应当发生在最前头。当人类在历史的初期还没有其他的思维工具可借助以进行更有效的生活时，原始的感知官能只能依靠自身的天资感知到诸如黑夜、白昼、天、地、水、山等自然实物符号，当这些客观世界的实物符号不断地在眼前重复并以无限多样的的形式拓展延伸时，人们就逐渐产生了一种“条件综合”能力，把无限多样的客观事物悄悄转化成思维中的一个个抽象符号，再将这些符号进一步进行归纳和抽象，用固定的形式描述出来，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易》象。从《易》象到《易》符号系统还有一个发展过程，狭义的《易》符号系统即《易》象，包括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具有表物、表德、表时空的多重功能，严格的《易》符号系统还包括六十四卦时空运动模型，六十四卦爻的乘、承、比、应、时位等关系，卦爻辞所体现的象数、义理世界，占卜实践中时、境、外应等应用背景。可以看出，《易》符号系统包含的内容是“广大悉备” ③的，科学地归纳它应该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运动、关系的图式”。这便是《易》符号学的内容和定义，也是《易》符号学将要从事的工作。

　　当《易》符号学系统完成，先人对宇宙人事的把握模式也就大体完成了。由于它是宇宙人生万象的抽象，又是人类思维的成果，因此这个成果必然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它是过去存在的逻辑反映，在逻辑上也应是以后历史的必然。

　　现代符号学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人文学科的一切门类都能使用符号学的方法去表述，从而可以成为广义符号学的一个个小的符号系统，但《易》符号学的内容和使命与现代符号学有本质的差异，它只是借助“符号学”的名来立意，它的广阔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空间却是无与伦比的……。《易》符号学由于以上的形成和运作方式的独特而显示出相当大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由于它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之大，一些“思维”和“诠释”方法是超常识的，也由于它的部分的超常识的特点，这部分常常被认为是“非科学”或“伪科学”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梳理出《易》符号系统，探讨《易》符号系统的能力，因为《易》说它自己有象、辞、占等系统，它的能力“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④后人说它有“简易”“变易”“不易”之德。

　　《易》符号系统的象征符号基本包括两种功能，即具有“物”的象征功能和具有“德”的象征功能。“物”和“德”具有深刻的关系，“物”必然具有其特殊的“德”，但“德”却可以同时吸附无限的“物”；“物”是丰富的无限的，“德”是单纯的和有限的。在这方面看似乎很像当代哲学所讲的客观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但《易》符号的“物”和“性”的关系要比客观规律和具体事物的关系复杂得多，再加上环境参与的作用，其间的关系就更加特殊。《易》符号在具体的应用环境中，“物”和“德”是一体的，“德”象吸附的是的“物”象，“物”象必然具有响应的“德”象，同时“德”“物”又一齐指向具体的事物。“德”在具体中指的是那具体事物，而不是同“规律”那样是可抽象的“内在的”东西，“德”完成了它的使命，作为一种手段，在完成其使命时就被抛掉了。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德”指向的是具体的、明确的对象，也即是具体的“物”象，“德”和“物”在达到目的以后就又都回到了概念。

　　中国文化的符号系统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易》符号思维的传统，其文化符号因环境而有全新的生命，符号是一个个活泼的具有无穷生命力的元素，不断地在新的环境框架中产生新的事物。《易》符号系统的这种特征是与西方符号学籍符号（语言）与所指严格统一的方式来认识事物是有显著不同的。

　　《易》符号系统的原创显然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哲学问题，也不完全由于占卜的原因，它是先民们面对冰冷的自然及在我之外的一切力量的艰辛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生活和生命的学问，由于文明条件的限制，他们借助于质朴的符号来传达这种感受和学问，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很有系统和“规律性”的东西。因此当《易》符号系统建立起来以后，它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思维图式，实质上还是先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原型，任何人一旦进入了它，就不仅进入了先民的思维，而且是进入了原型世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不断补充，这个系统更加严密和完善，以至它本身就成了历史和智慧的“符号”，任何人只要向这个符号系统里丢进一件东西，它的符号系统的运作便会破译出这件东西的无限多样的特性和它的运动轨迹，以至任何人处在他的时代和特定的位置上可以向它索取任何所需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易》符号系统不仅是系统的，而且是“变易”的运动系统，其间的各种符号不仅是有序、有机的，而且是运动的、联系的。……

　　现代符号学的缺陷是，它虽然发现了一个个符号系统，虽然做了一些很有成效的科学描述工作，但还没有将一个个符号，甚至一个个符号系统组织成一个个更有效的和有序的、有机的结构系统——那是一种科学的系统或逻辑。而《易》系统符号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得很早、很出色，以至我们如今仍然不能发现它何以能建立如此有效的系统、它内在机制的奥秘。例如最简单的、最基础的，也是最根本的符号“阴（— —）”和“阳（——）”，它的概括能力和象征能力不是现代符号学的任何象征符号所能替代的，也不是一些哲学范畴诸如矛盾、哲学态度诸如辩证法等所能概括的，因为它不仅是“德”的符号，也是“物”的符号，同时还是“物”，不仅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不仅是哲学思想的，也是自然的。这样的符号是我们所提倡的《易》符号，由这样的符号组成的系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系统，由于它有自然史一样丰富的内涵和表达能力，它将更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地探讨事物意义。而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就缺少这样的开阔的胸襟和概括的智慧，它研究了一切符号系统，却没有能力研究一些根本的符号，而恰恰是这些符号和这种思维方式才是现代符号学的前途。

　　　　　　　　　　　　　　　　　　　　 （三）

　　显然，《易》符号系统是摆在“人”面前的思维世界的模型，它不是真实世界，也不是神灵世界的大门，它是由符号组成的“宇宙代数学”。⑤因此，如果我们要借助它来了解真实世界事物的意义，就必不可少地需要主体精神的“解析”，只有当参与者真正进入了这个符号系统，他才会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个符号系统是没有固定恒一的、一望而知的答案的，它的评价蕴藏在符号系统的运作中，因人、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诠释，完全倚赖于你的心性水平和你对这个系统的信赖和钟爱程度。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用”，⑥也是《易》之所以为名的实质，“变易”而能随物迁流，“不易”而能晓谕大道。

　　这里便自然衍生出对《易》符号的解释方法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更多的问题，那几乎是阐释者需要利用自身一切智慧、情感去理解和体悟的事实。当阐释者